【人民政协报】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

  • 2023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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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

▲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图为大会会场,周恩来主持会议。

▲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记录。

▲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国都国旗等决议案。

定都北平,北平改称北京,这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才具法定效力,那其民主议定过程是怎样的?当年的档案记录,揭开了哪些我们所不知的秘闻?北京——北平——北京,你是否知道它真正的来由?你会不会时常将北平、北京混用?

“红都”变迁史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瑞金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圣地。她作为“国都”存在了将近三年,直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之日止。从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政权就被驮在了马背上,系在了红军的双脚上。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从11月起,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在这里驻扎了半年。半年后,中共中央离开瓦窑堡,走向保安,中央为此,还发布了“定都”保安的命令。1936年6月25日,中央机关先头部队到达保安,7月初,中共中央移至保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延安随之成了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圣地,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红都”,它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7至1948年,达11年之久。

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曾数次考虑“红都”的北上与南迁。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的天鹅,哈尔滨市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靠近、便于取得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下作出的战略决策。为中央移至哈尔滨,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由李富春带领一部,先行到达河北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准备中转站。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骤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增兵东北,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达成共识: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事。

1946年春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慎重而机密地筹办着迎候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工作。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露出了穷兵黩武的凶相,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5月3日,他指派美制飞机几次在我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我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鉴于此,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计划。

各界将目光投向北平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经过29小时激战,天津解放。次日,北平守将傅作义派出代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之事。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7省市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前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以北平市荣誉市民的身份出席会议。会前访问了北平军事将领的何思源,要求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属顾念北平200多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走和平道路。何思源还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

何思源的这三点要求,无疑是着眼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反映了北平人欢迎共产党定都北平的民心。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入北平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结束。全国的解放即将到来,选定一个全国性、合法性的国都更加迫切。

这一工作仍需要民主程序来决定。

充分讨论 民主协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会议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新政协筹备会会议于19日结束,历时5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致了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0多年后,我们走进中央档案馆,翻阅当年的档案,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温度。我们查找的是《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我们从这些手写的、铅印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关于国都、纪年、北平改为北京的民主决议的过程:

1949年9月《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发到各委员手中。档案有手写件和铅印件两种。

1949年9月22日,传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分组(一至十一组)讨论的会议的通知》。有手书件11份,铅印件11份。

194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委员会名单》,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人员名单》公布,11组,铅印。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一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主席是马叙伦。实到人数42人。关于国都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关于纪年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纪年的意见。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二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沈雁冰。实到人数45人。关于国都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除张元济、周善培二先生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外,余均同意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公历纪年,即将今年改称为1949年。张元济先生提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纪年仍沿用“三十八年”,其理由如下:(一)中国有四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一旦改元将会有众多的人不晓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二)采取公历纪年与耶稣教有关系,我们中国自己的纪年不应该采取它;(三)沿用“三十八年”是因为大家都普遍熟悉(习惯)了。另外,周善培先生则主张改元,不改元便不足以表现革命的精神,但是改元如用公历则应考虑。同时黎锦熙先生则主张纪年问题应以公历为主,各人可自由,在其下加括弧,在括弧内注明他所需要注明的年号。例如:1949(民38)。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三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五会议室,主席:郑振铎、蔡畅。实到人数41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同意建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除附件二中所列举之理由外,在交通上地近天津,易通海外又为国际航(空)线之据点。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同意用公历纪年,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四组会议记录:地点中南海怀仁堂第三休息室。主席张奚若。记录陈然。实到人数45人。余下没有看到。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五组会议记录:中南海怀仁堂第四休息室。主席:陈嘉庚、欧阳予倩。实到人数47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注,丁燮林,应加上“公元”二字,以免含有宗教意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六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六楼餐厅。主席田汉,记录韩毓虎、朱文道。关于国都:洪深提议,将北平改为北京后,南京可改称江宁,其余代表一致同意第六小组意见。关于纪年:一致同意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章元善提议:在大会上作决议案时,可强调“废除纪元制度”。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八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西餐厅。主席:翦伯赞,记录:吴兴。实到人数43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九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民主厅。主席:艾青。实到人数50人。关于国都意见:全体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东餐厅。主席:钱三强。记录:冯天正、张敦礼。实到人数48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通过建都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一组会议记录:主席是廖承志、梁思成。实到人数52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

1949年9月23日晚七时,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地点: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马叙伦。记录是陈然,秘书是彭光涵。关于国都意见:一.各分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二.邵力子建议,附件中“国都问题”第二行应删去“主要原因是”等字,并且改“便于依赖帝国主义”为“完全依赖了帝国主义”,因为定都南京在孙中山先生作此主张时,正是为了扫除旧污,所以不必从原因上说话。(见附件一)。三.江西省政府转来南昌市医生徐嘉珍建议国都应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多注重国际方面。(本组认为无考虑必要,故仅提出报告不加讨论)(见附件)。四.有部分人主张建都北平,但名称不必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5日下午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关于国都问题,张奚若说:国都定在北京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但就是南京是否要改名,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毛主席说:还是改一个字好(指北平改北京)。关于纪年问题,我们采用公元,老百姓同样也可用,也可采用其他历。毛主席:老百姓要用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培炎说:毛主席讲得很对,但现在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是基督教的年号,其实许多基督教国家都采用了公元。毛主席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

1949年9月26日下午3时,在北京饭店中餐厅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席是马叙伦,秘书是彭光涵、徐寿轩。这次审查会议,关于纪年,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采取公元纪年,即今年改称1949年。关于国都,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且改名为北京。

完善定都的法律手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6天的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32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广泛而认真的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人民日报》这样报道说: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至此,定都北京被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政协会议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通过。

这是人民的意志,是民主的结晶。

北京,从此成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此,在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会有关于首都的条文,但每一部宪法的提法各有不同: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一百零六条专门是关于首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1949年讲“国都”,1954年称“首都”。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三十条中将国旗、国歌、首都合并为一条,其中有5个字:“首都是北京。”它既没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而是在第四章第六十条中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专门列为一条,即第四章第一百三十条,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这一规定是科学的、严谨的。

(本文作者朱彦为kaiyun电竞网站官网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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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国民党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筹组革命委员会,我以政见相同,乐于参加。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主张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我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值其时,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卧病澳门,然经常扶病过香港参加会议。1949年春,我由香港乘轮北上,到了初解放的北平。途经石家庄时,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非常欣慰。在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复发颇剧,因须请原经手疗治之医师,不得已乃复返香港。接北京电报,知道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被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政治生活经过从片段中的大概叙述。  唯一一个钢笔签名  在签名册上,唯一一位用钢笔签名的代表就是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  关于特别邀请代表,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向政协代表们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翔实解释: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陶孟和先生和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其实,关于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身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宋庆龄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双清别墅召开。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担任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副主任的21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9日,周恩来于21日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并于25日派邓颖超带着这两封邀请信,前往上海,再次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  在邓颖超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之前,李济深也曾致函宋庆龄,请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但宋庆龄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报中作了汇报:宋庆龄先生对被定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先生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邓颖超的电报,表明宋庆龄并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即使与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没有关系。但电报中最后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仍表明她对邓颖超所提意见,仍有勉强或不太愿意之意。  对此,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回电邓颖超:“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所乘的2252次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宋庆龄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与她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名义。从周恩来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可以确定出宋庆龄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身份,即特邀代表。  9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布:“特邀单位,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位,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周恩来、林伯渠所指的“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原名“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这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它的孕育、诞生以及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无不渗透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显示着宋庆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  也正其于此,在周恩来的报告和林伯渠的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宋庆龄领导的救济单位。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心情愉悦地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在签名册上的签名,“破例”使用钢笔,留下了唯一的钢笔字迹的签名。  对此,工作人员孙小礼有这样的记述:  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庆龄,是单独到怀仁堂签名报到的,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但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备了一支钢笔,代表签名只有她一人用的是钢笔,也没在第一行写单位名称。 (作者朱彦系kaiyun电竞网站官网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二)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内页)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会场  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在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签到纸上,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签名。会后,筹委会将这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签名的印记,装订成两册,留作纪念。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此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5年后,我们再次翻开这本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的签名册。时代风云扑面而来,文墨雄浑,铁画银钩,手迹愈发珍贵。  两个少数民族文字签名  签名册上的特邀代表签名共计7页。在这7页签名中,还有仅有的两个用少数民族文字的代表签名。他们是特邀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赛福鼎·艾则孜和乌孜别克族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新疆代表共3位,另一位是涂治,是汉族。  关于新疆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1949年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秘密访苏。会谈期间,中共代表团得知,美国为了保持其势力范围,企图策动我国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将主力撤到新疆。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将解决新疆问题的时间从1950年提前到1949年底,并决心在甘肃、宁夏、青海全歼胡宗南,坚定遏制“五马”势力逃入新疆;另一方面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从访苏代表团中派人直接进入新疆,及时建立中央及正在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与三区之间的联系。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已于1944年9月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通过武装起义,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民族军,至1945年9月,这个地区已经完全在革命临时政府控制之中,成为解放区。  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随刘少奇出访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3名工作人员和1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取道阿拉木图抵达新疆伊宁,建立了“力群电台”。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通过“力群电台”发出邀请信,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  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复电中央:“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电文发出后,三区革命政府很快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以阿合买提江为团长,成员有新疆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区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伯克,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汗,汉族知识分子代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罗志。并决定,三区领导人前往北平期间,三区的工作由赛福鼎·艾则孜负责主持。  经过两天紧锣密鼓的准备,新疆代表团于8月23日出发,其行程是借道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新疆代表团此次行动是秘而不宣,议定在会议结束返回新疆时,再对外公布。可不幸的是,8月25日这天,在他们飞抵伊尔库茨克时,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  中共中央接到邓力群的报告后,复电表示沉痛哀悼,同时指示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另行组团火速启程前往北平。新的代表团由新疆保卫民主同盟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保卫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和汉族代表涂治组成。新疆代表团于9月8日启程。代表团从阿拉木图飞到赤塔后转乘火车直奔满洲里,在沈阳稍事休整后,于9月15日上午抵达北平。时任全国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河北省主席林伯渠登车迎接,北平党政军负责人列队迎候。  新疆代表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名报到的,他们在签名册上留下了少数民族文字的签名。会议期间,他们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在大会上发言,并向大会敬献了一面锦旗。  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一些代表由于当天有事或尚未到达北平,是在后来补签的签名。如特别邀请人士、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傅作义、邓宝珊,原准备在绥远通电起义后即与孙兰峰赴北平参加会议。9月14日,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为处理绥远起义的善后事宜,董其武向毛泽东主席请了假,没有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傅作义、邓宝珊和孙兰峰三人于20日晚才登上火车,22日上午到北平,参加了下午的会议。  在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老解放区开明士绅安文钦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到北平的,他是在签名册上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天,周恩来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习仲勋发去《关于送安文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电报:  仲勋同志:人民政协已开幕两日,安文钦迄未来平,过去因西北局来电,说他极愿来平,而马明方亦如此说过,故通过他为特邀代表,并已于今日登报宣布名单。如他不来,则按他的情况,又不便特许其列名缺席,故此甚难处理。务请接电时立即派专车送他来平,即令赶到闭幕式也是好的。在他动身之日,务望以急电告知我们。如何至盼复电。  安文钦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他出生在绥德县城的一个富户之家,自幼受到了良好教育,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他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实业救国和探求新文化的思想,曾于1914年和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游学和考察实业。回国后,他积极向地方政府上书陈词,提出举办工业、革新教育的主张,并为地方建设事业竭力奔走,多方游说。绥德县城的中山礼堂和无定河上的永定桥,都是在他的倡议和参与下建成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文钦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和民主建政、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事业。1939年边区实行普选以后,他被选为绥德县参议会议长。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并连任第三届。他参政后,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有了更深的信赖和拥护。  1944年6月,由21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绥德参观。在参观时,他们突然提出要去安文钦家采访。这个突击采访,是有针对性的“别有用心”。一位记者问安文钦:“你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你和共产党一起,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很多?”安文钦以亲身经历,用了大量的事实,以鲜明的对比,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安文钦还拉着记者参观了他全部的住室和设备。参观后,安文钦反问记者说:“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的条件下,劳苦人民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我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真心抗战的是共产党,真正为老百姓的是共产党,我为什么不拥护呢?这样的共产党又有谁不爱呢?”  安文钦紧跟共产党,坚决落实共产党的有关政策。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月指示》后,他带头响应,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约合三亩)。他的带头行动,促进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此举,受到林伯渠的赞扬。林伯渠致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  1947年秋,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绥德,安文钦东渡黄河辗转于山西等地的游击区,经历了很多艰辛。不仅如此,胡宗南的部队在败退时,还把安老的书籍文稿等洗劫一空。很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但安文钦却安然地说:“我之走虽失掉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  经历清末、民国,适逢新中国即将诞生,一定要让这位开明人士来参会,来共商国是。的确,安文钦曾感慨地说:“吾虽为地主,但知遇我者莫过于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本庸才,但经历清末、民国,又即将迎来新中国,实感有负于人民,但至老都愿献此身于革命。”他的这番心语,表达了他悟觉的原因、过程和对党的热爱。他与共产党合作,推心置腹;他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因此,他被誉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广大干部和群众亲切地称他与霍子乐、贺连城、乔松山为陕北的四老。  1949年9月30日,安文饮以特邀代表身份,风尘仆仆赶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并受绥德县人民的委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转达了老区人民的敬意,汇报了绥德县的支前、生产情况。  没有签名的代表  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筹备处费尽心思,缜密组织,高效进行。在大会开始前,大会筹备处给每位与会代表印发了一份《代表手册》。这份《代表手册》的第一条就是签到办法。在签到办法上,明确了三条:一、每次全体会议(包括预备会、开幕式、闭幕式等),为了节省时间,代表签到,均采用卡片签到办法。二、签到卡片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表。三、代表于每次莅会前在卡片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交签到处以完成签到手续。历史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的场景。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计662名,那为什么签到簿上只有644名代表的签名呢?也就是说,还有18名代表没有签名。他们都是谁?为什么没有留下签名呢?  除了上文我们记述之外的,还有这样一个史实。即662名代表,本身就不是“实数”。因为在这662名代表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在中国致公党代表中,也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这样说来,我们常说的662名代表总数,实际总数应为659名代表。在实际的659名代表中,又有因故未能到北平被特许列名缺席的代表15人。这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644人。  在列名缺席的15名代表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杨杰在接到与会通知后,是作好了一切准备,要来北平参加会议的。但在9月19日这一天,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大会一致通过保留杨杰的名字。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唯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唁电里,申、马是分别用地支代月和韵目代日的方法,此处申指9月,马指21日。  没有签到的李章达是因病在开会前离开了北平。从西安调到兰州,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的任谦,负责处理陇南国民党军政起义的工作,因要事离不开,允许列缺。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因患足疾难以行动,未能参会。中华民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去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未能按时参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在缅甸,因考虑其所处环境及其亲属的安全,当时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刘明电在日本,当时考虑所处环境,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简言之,华侨代表徐四民和刘明电,都因所处环境和一时无法来到北平,被准许列名缺席,所以签名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届90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萨镇冰是传奇人物,他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也是他使用船只将邓世昌的遗体从刘公岛运出。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而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仍然企图做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面见萨镇冰,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他毅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意义。但终因他“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在复电筹备会后,特许只列名不到会。在大会圆满顺利闭幕之时,他提笔写下:“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国近代外交巨擘、有“和平老人”之誉的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林棠,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张鸿鼎,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董其武,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未能到北平参会。  有着644位代表亲笔签名的签名册,记录了代表出席政协会议时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作者朱彦系kaiyun电竞网站官网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人民政协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一)http://share.183read.cc/article/5654441/5.html?t=172742454415707 【人民政协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二)http://share.183read.cc/article/5658698/5.html?t=1727424246

    2024-09-30
  •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在kaiyun电竞官网设立“两高律所奖学金”

    12月29日上午,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捐赠仪式在kaiyun电竞官网图书馆一楼会议室举行。kaiyun电竞官网校友、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唐兴华,刑事事务部主任、高级合伙人李伟,校长范九利,副校长马朝琦,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捐赠仪式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山小琪主持。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出资50万元在kaiyun电竞官网设立“两高律所奖学金”,用于奖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等5个学院本科二、三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两高律师事务所被确立为kaiyun电竞网站官网教学实践基地。 范九利表达了对两位校友的欢迎和感谢,此次捐赠设立奖学金,一方面为在校学子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激励在校学生努力学习早日回馈母校的最好榜样,并介绍了学校近年来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马朝琦表示希望学校和两高律师事务所在巩固以往合作成果的同时开拓新的合作途径和领域,在实习实训、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专著出版、讲座论坛、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继续展开深入的合作。 唐兴华、李伟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在母校的四年时光积淀了他们人生的底色。母校“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培养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低调务实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们为母校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这次捐赠就是为了回馈母校,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母校培养出更多优秀学子。今后,两高律师事务所将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助力学校事业发展。 (来源: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撰稿:杨军 审核:寇汉军)

    2024-01-03
  •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李强对做好金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来之不易。同时要清醒看到,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健全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做好产融风险隔离。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扎实稳妥化解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严防道德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会议指出,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对做好金融工作作具体部署。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贯彻落实。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监管责任落实和问责制度,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着力做好当前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加大政策实施和工作推进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活跃资本市场,更好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稳外贸稳外资,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金融系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扎实做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抓好会议精神宣传贯彻,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工作部署落实落地。 何立峰作总结讲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北京市、辽宁省、湖北省、四川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金融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023-11-02